龙门石窟历经７００年开凿，现存窟龛２３４５个，佛像１０万尊，碑刻题记２８００块，佛塔６０多座，均为我国石窟之最。因此，可以说，佛教产生于印度，佛教石窟也源于印度，但将其推向艺术顶峰的则是中国。虽然许多国家也时兴过雕刻佛像，但目前，孤陋寡闻的笔者还没有听说过别的比较有名的佛教石窟和大的石雕佛像。柬埔寨有个吴哥窟，好象也不是石雕佛像，只是前些年听说过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可惜于９１年被塔利班那帮孙子用大炮给轰了，全世界为之心痛了好些日子。因此，说龙门石窟是佛教圣地、艺术宝库，是绝对不含糊的，当之无愧，名实相符。

　其突出的特点不仅在于规模大、数量多，大约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多样化的外域文化的印记。据专家介绍和自己的观察，在古阳洞、宾阳洞等早期开凿的石窟中，人们会发现古印度佛教文化和健陀罗艺术的影响，比如整体雕刻为人像柱的形态，时到今日，中国也不多见；而宾阳中洞的拱柱造型以剑盾饰涡卷纹的模式，则显示了古希腊的艺术风格；这两座石窟的图案边饰中还常常出现波斯样式的连珠纹构图，反映出曾经受到的西域古建筑艺术的浸润。

二是本土雕刻、绘画艺术的承袭和演进。北魏造像，在早期的云冈石窟的“平城模式”中，多是粗犷、威严和带有神秘的感觉，让人敬畏、折服，那是以绝对的权威、气势，不容置疑的把瞻仰者收服的，是以力量和权力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用今天的话说不具备情商，缺乏人文关怀。而在龙门石窟中，则形成了“秀骨清像”的“中原模式”。写实、自然、富有人情味，其标志为宾阳中洞中主佛的造型。清癯削瘦的人物造型，柔和的五官曲线，祥和的面容，微合的双目，睿智的微笑，让人感到亲切、亲近、亲和。这种风格的演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工匠的原因。大批的中原工匠的介入，他们在创作中自然带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二是入境随俗的统治需要。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国家，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要使汉人顺从，在意识形态领域自然也要做些亲民的样子吧；三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平城模式”的佛像是让人通过恐惧而信佛的，这种方式自然是不能长久的，要把广大群众吸引到佛教中来，必须有亲和力、凝聚力，因而佛像形态的世俗化就成为必然的了。体态丰腴、神态温和、婀娜多姿，是“中原模式”的比较突出的特点，这实际上与唐朝的审美观是契合的，比如唐代绘画中女性的形像多是如此，尤其是杨玉环的形像，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也许是矫枉过正的原故吧，我在观看宾阳中洞主佛的时候，甚至觉得他有点挑逗、调皮的感觉，亲和力是够了，严肃度又显得有点不足了，好在后来雕凿的佛像，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补正。

　三是佛教流派的大汇集。佛教是个多流派的宗教，即使在它的发源地印度也是如此，一方面大概与它倡导的思辩之风有关。比如唐三藏，也就是玄奘和尚，他在印度可是经历多次、多派别、全国性的大辩论才树立起自己的威信的，今天的藏传佛教有时会还会“辩经”，应是这种风气的延续。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利益之争。宗教的产生在初始阶段一般而言是比较单纯的，与政治无关，甚至与政治格格不入，甚至是反抗政治当局的。但在强权政治下，宗教想要独立存在是不可能的，政治往往要介入和渗透，以达到自己巩固和强化统治的目的。而宗教又往往要借助政治来达到消灭异已、独享尊荣的目的。因而，有些人士在固有教派里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也就可能独创新的教派，借助政治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当今世界许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地区），党派之争仍然如此，象俄罗斯、日本、台湾等等，从旧党里分开出来，独立山头，树旗聚人，发动新的政治攻势的已不鲜见。

龙门石窟集中体现了佛教流派的多样性。比如，奉先寺是以报身佛卢舍那为主尊的华严宗，潜溪寺等是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净土宗，看经寺是以尊崇菩提达摩为初祖的禅宗，万佛沟是以法身佛毗卢舍那为主尊的密宗，甚至有为武则天当皇帝造舆论而“创造”出的以弥勒佛为主尊的“三世佛”，如摩崖三佛龛等。与些同时，伴随这些主佛的是众多佛教传说的石刻壁画。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佛教的各种教义和故事，还可以走进历史的长廊，寻觅一千多年前那些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

　应该说，从宗教到艺术，从造像、雕刻到美术绘画、书法、音乐、舞蹈，以至于建筑、医药，龙门石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曾经辉煌盛极的艺术殿堂，是直到今天仍熠熠闪光的丰富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