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建筑,对于帝王们来是,是离宫中的一种;相对于民居而言,则是一种别业或别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从形制上看,宫殿或民居都必须按照礼制的规定建筑;而园林则可以不受礼制的约束;从功能上看,宫殿或民居都是日常活动之所,并且在民居中必须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园林则无。尽管所有的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都是用于燕饮娱乐,但它并不只求实用,甚至完全不是为了实用,而是追求一种精神价值,满足一种精神寄托。所以,由园林建筑所折射出的,既不是物质文化,也不是制度文化,而是精神文化中的另一面,即解脱了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个精神世界。正是通过园林建筑,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在精神风貌上的另一面。园林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通过一种人造的自然,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和,使人重归自然。

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对于自然之美的领略,是古已有之的,并与西方人形成强烈的反差。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清贫书生,他们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虽然在其内涵上颇有区别,因而对于园林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力图营造一个自然环境,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顿。然而,正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在对于园林建筑的追求上,当然便颇为不同,并从而形成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文人宅院{或许也可以说是准园林}在建筑上的区别。不过,从总体上说,“宫室务严整,园林务萧疏。”所以,“萧疏”也就成为了园林建筑的基本风格。 

园林建筑的功能和特征 

东晋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中原,都城都建筑在平原上,因而当时的园林多是因地制宜地围成一个巨大的林区。其内虽然也有人工堆成的土山和掘成的湖泊,并常常饲养着梅花鹿、丹顶鹤等等珍禽异兽。但是,尚未将石作为一种不可或缺景观加以运用,所以也就缺乏后来园林的那种秀美、空灵的景象。

自东晋以往,江南的青山秀水、奇峰怪石令北人大开眼界,并且出了诸如谢灵运那样的酷爱山水,吟咏山水的诗人。从此,在造园的风格上,便有了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石在园林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而也才有了北宋末年的所谓“花石纲”事件。

对于园林建筑的功能,我国建筑学家乐嘉藻曾这样说过:人类建筑,有两目的,其一为生活所必需,其一为娱乐所主动。就我国历史而言,其因形式而分类者,如平屋,乃生活所必须也;如台楼阁亭,乃娱乐之设备也。……其因用途而分类者,如城市宫室等,乃生活所必需也;如苑囿园林,乃娱乐之设备也。……

中国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间而极盛,人为之势力,向各方面发展,大之如政治学问,小之至衣服器具,莫不由含混而分明由杂乱而整齐。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长久束缚于规矩准绳之内,积久亦遂生厌,故春秋战国之际,老庄之学说,已有菲薄人为反求自然之势,人之居处,由宫室而变化至于园林,亦即人为之极转而求安慰于自然也。{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乐嘉藻先生把园林建筑与人们试图解脱超越联系起来,并且又把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老庄之学联系起来,这显然是颇有道理的。

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安德鲁·博伊德对于中国的园林建筑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在一座中国房屋中,花园以及人工景色是基于与所有建筑根本不相同的原则。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于中国房屋和中国花园、以及它们的扩大,城市和园林之间相互对立,互为补充的关系上。{2}显然,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与乐嘉藻基本相同。由此可见,中国园林建筑的确与儒道两家有相当的关系。不过,事实上,园囿和台榭的建筑,据传说,早在夏商时代即已有之,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因于儒道两家的影响了,尽管它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园林建筑的兴起呢?其实在世界各国王公贵族都有园林建筑,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人们之所以需要有园林或别墅,主要在于能够获得一种闲适的的生活,并且能够不受约束地纵情娱乐。但是,在中国,随着老庄之学的兴起、尤其是老庄之学在魏晋时期的复兴,不但导致了“文的觉醒”,也导致了“人的觉醒”,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他应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何处寻找呢?最好的便是回归自然。但是,血缘文化令人承担了一种对于一个血缘共同体的责任,而不可能不顾家庭,不顾家族;即便是帝王,他也必须“奉天承命”,履行上帝赋予他的“天命”;而儒家伦理又使人—— 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移孝于君”,即必须为皇帝出力,从而以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这样,当然更不可能回归自然了。因此,才有了虽然身居闹市,却晃若处于山水之间的园林建筑的巨大发展和向民间的普及。

园林一旦兴起之后,尤其是受到江南山水的影响之后,在构图、布局上便越来越优美,并且,随着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发展,园林便逐渐成为了一种形态化的诗或立体化的画,既具有了诗的意蕴,又具有了画的意境。这样,对于人们来说,它便不仅仅是一个燕饮娱乐的所在,而且也是审美的对象了。通过它人们不但可以得到娱乐,得到休憩,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可以令他沉醉于美的境界之中,可以得到美的享受,从而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获得一种解放感。这样,园林建筑便又具有了审美的功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美虽然总是与真和善相联系的,但它同时也是与假和恶相联系的。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它才总是遭到道德家们的攻击。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美和对美的追求,却是社会发展的内动力。正是由于追求美,才促使人类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更新,并从而发展了真,促进了善。

园林建筑之所以能够成为审美的对象,博伊德的看法是很有趣的。他说:园的自然元素就是:泥土本身和它的堆砌;水,石块和岩石;沙;树木和灌木;花及苔藓。少许草或者没有,草坪则是从来不采用的。崇尚奇形怪状的石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传统,它本身的功能就是藉此作为中国风景中山峦起伏的缩影。事实上,找寻更多形状不寻常的石块已经成为了收藏家们所热中于追求的事情,也许是他们把它们看作为一种自然形成的抽象雕刻。

园的建筑元素除却四周的建筑物外就是:围墙{必然有的};园门或者门洞,格子木作,栏杆,小径及通道,庑廊,桥以及亭榭馆阁。常用的作为分隔功能的围墙,在形式上是较之在其他地方所见的自由,在平面上成曲线或者折线,跨越等高线,在平面上蜿蜒起伏。……水池和树木平添上一些明亮的色彩。在流动的溪水或者水池上跨越着多种形式的桥。毋庸争议,这全然是对中国园林建筑的一种皮相之见,是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不理解。其实,园林建筑在构思和构图上同绘画一样,它不仅要追求画境,而且要追求诗意。所以,在创作上,它与绘画一样,必须如唐代画家张璪所说的那样: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家画记》}因为“外师造化”,所以才能够“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因为“中得心源”,所以才能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徒空语}从而使园林建筑成为形象的诗,立体的画。与绘画一样,园林建筑必须讲究五代画家荆浩所说的“神、妙、奇、巧”这四个字。这就是:“神者,亡有所为,任运成象;妙者,思经天地,万类性情,文理合仪,品物流笔;奇者,荡迹不测,与真景或乖异,致其偏理,得此者亦为有笔无思;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 {《中国画论·笔法记》}因此,中国的园林建筑虽然都离不开所谓山、水、树、石、屋、路“六法”,却能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各具神妙,各有韵致。由于园林建筑多在城市之内,必然要与四周的建筑物相混杂,于是保持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和统一便非常重要。所以,园林建筑的设计者们历来有借景的主张。明代的造园大师计成便这样说过:“夫借景,林园之最重要者。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绘尽矣。”{《园治》}明末清初的大文人李渔甚至认为“取景在借”,并自云“余能得其三昧。”他说:“开窗莫妙于借景,……向居西子湖滨,欲购湖舫一只,事事犹人,不求稍异,止以窗格异之。人询其法,予曰:四面皆实,犹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闲情偶记·居室部》}这样,便可以饱览西湖的水光山色和堤岸上的垂柳繁花了。

当然,园林建筑固然“巧于因借”,但更须“精在得体”。计成说:“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随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畽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园治》}这里,便全凭造园者的意匠了。所以,李渔把造园比作写文章。他说:“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譬如治举业者,高则出自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闲情偶记·居室部》}正是这个缘故,造园切忌模仿,而必须独出心裁,必须有所创新。因此,各种各样的园林建筑才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总之,在造园上,的确如清代诗人袁枚所说:“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台,皆得之于好学深思之余。有得则谋,不善则改。其莳如养民,其刈如除恶,其创建似开府,其浚渠篑山如区土宇版章。默而识之,神而明之。……其成功也,不特便于已快于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构思只巧拙皆于是征焉。”{《下仓山房文集》} 所以,园林建筑无一不是匠心独运的结果。

皇家园林起于何时,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桀曾经“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史记·殷纪》亦谓:帝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这个鹿台据说“其大三里,高千尺。”不过,从现在的考古发掘看,当时的宫殿建筑尚且是“茅茨土阶”,我们便很难设想会有瑶台、鹿台之类的建筑。

能够真正称得上皇家园林的或许要数三千年前所建的方圆七十里的灵台了。灵台之下,不仅有林木葱茏的灵囿,和嬉戏与林间的鹿群,还有水光潋滟的灵沼,跃然水面的游鱼。《诗经·大雅·灵台》描写道: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无亟,庶民来之。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鹭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虡业维枞,賁鼓维镛;于论钟鼓,于乐辟廱。    于论钟鼓,于乐辟廱;鼍鼓逢逢,矇叟奏公。这是一幅何等美丽而动人的情景!

西周时代周天子们有些什么园林建筑,我们已不得而知。东周以降,诸侯们倒是建筑了不少的园林。诸如,魏国的京台、梁国的范台、吴国的王台、楚国的强台、兰台等等,甚至鲁庄公因好宫室,竟一连建筑了三台。不过,其中最遭非议的则是楚灵王的章华台。

章华台成后,灵王与伍举登台,并问他:“台美夫?”于是,引出了伍举的一番长篇大论:“臣闻国君服冠以为美,民安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目不废时务。”{《国语·楚语》}

无疑,伍举的这一番话,是中国古代所有“社稷之臣”一种共识,也是中国道统对于君主的“以德配天”,“知小民之依{隐痛}”{《尚书·无逸》}的一种要求。但是,皇家园林建筑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建造也越来越精美。

秦始皇所建筑的或许是一座前所未有的皇家园林,却被一把火焚毁了,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及至西汉,皇家园林又重新恢复,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华丽。

西汉初年,长安所兴建的未央宫,便在其中开凿了沧池,并于池中筑起十丈高的渐台,供帝王后妃们游乐。这便是西汉时代建筑皇家园林的开端,当然以后的规模将日益扩大,也将日趋豪华。

武帝刘彻时,皇家园林的兴建达到了一个高潮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把秦代的上林苑重新修葺,其范围“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祚,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后汉书·扬雄传》}其中,“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后汉书·班固传》}到了元狩三年,武帝又在上林苑开凿昆明池,据说,这是为了演练水兵以征战昆明国,个故取名“昆明”。池周围四十里,面积达332顷。池中建有豫章台,并有石雕巨鲸,高达三丈。湖水面积广阔,水面上可同时行船百余艘。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汉书·食货志》}盛装的宫娥在龙舟上轻歌曼舞,皇帝坐在豫章台上观赏,晃若置身仙境。

建章宫是上林苑的一座重要宫殿,也是由武帝所建。苑之北有太液池,是当时著名的风景区。太液池四周的建筑十分奢华。武帝晚年喜好成仙道法,力求长生不老之术,故在太液池中筑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即所谓“海上三山”。池中种植菱藕,并有多种水禽,极富天然之趣。初秋时节,池中红莲紫菱,绿波白羽,美不胜收,复有各式小舟穿行其间,此景此情,何啻人间仙境!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武帝对于园林的爱好,自然也感染着所有的王公显贵。当时,梁孝王建于长安城中的兔园便是一座极富声名的园林。此园构石为山,凿地为池,华丽的宫殿与葱茏的林木相间,奇花异草、珍禽怪兽,无不具备,亦不亚于皇家园林。

东汉时代,洛阳的皇家园林也极盛。当时的皇室在洛阳城内大量地建造宫苑池沼,其数量之多甚至不亚于西汉,诸如上林苑、芳林苑、西苑、长利苑、菟苑、灵囿、御龙池等等,莫不盛极一时。张衡在《二京赋》中称这些皇家林“精思博会,十年以成。”并且,他还作了这样的描绘:“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鱼跃,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鶋秋栖,鹘鵃春鸣,鴡鳩丽黄,关关嘤嘤。”

此后数百年间,皇家园林虽然仍在发展,但更多的则是私家园林。及至北宋时代,由于徽宗这位实为艺术家的皇帝对于园林艺术的酷爱,中国的皇家园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艮岳是当时最著名的一座以假山著称的皇家园林。此园周围十余里,“岗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由水,后溪而旁陇,连绵弥满,吞山怀谷,其东侧高峰峙立,其下则植以万树,绿萼呈趺芬芳馥郁。”其“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赵佶《御制艮岳记》}沈福煦先生对于:“艮岳的造园特点,作了这样的归纳:“首先,把人的主观上的感情,以及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比较自觉地移入了园林创作之中,它已不像汉唐时汉唐时那样,截取优美自然环境中的一个片断、一个景点,而是用造园的种种手段,在有限的可空间内表现出深邃的意境。其次,它在造山水自然园景方面,手法灵活多样。以假山之形,意象出真山真水之气质。‘引江水’,‘凿池沼’,‘沼中有洲’,洲上设亭,并把水‘流注山间’。总之,艮岳的撰山理水的造园手法已相当完美。其三,园中建筑造型及布局,也十分妥帖。山间水边,布置不同类型的建筑:依山者有倚翠楼、清澌阁;临水则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雍雍亭等。”

至于位于城西郑门外的金明池则是一座独具特色的皇家水上游乐场。岸上有临水殿阁,还有船坞、码头等;池中央有岛,岛上亦建有殿阁,并以圆形的围廊环绕,且有桥与岸相连。它的主要用途是皇室经常在此举行龙舟竞赛,以供皇帝后妃们观赏。帝王们这种穷奢极侈的享乐,显然不能不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偏安临安{杭州}的南宋王朝却并没有吸取教训,发愤图强,而是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极尽其及时行乐之能事。当时所建的皇家园林有集芳园、延祥园、聚景园、玉津园、庆乐园、秀邸园、水月园、隐秀园、挹秀园等多处。这样一个腐朽的王朝,还能不灭国麽?

及至清朝,皇家园林则被推向了极致。北京紫禁城内,本来就有御花园,清廷后又陆续建造了建福宫花园和慈宁宫花园,并在紫禁城之西,把原有的北海、中海、南海进一步充实成了城内最主要的宫苑。但规模最大的则集中在城外西北郊和河北承德两地。

承德的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历经五年,初具规模。后来,乾隆又加以改建和扩建,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终完成,历时长达 87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时间最长的建筑群。承德除避暑山庄之外,还有所谓“王八庙”的建筑群,这些建筑固然并不属于皇家园林,却颇具园林的性质。

北京地形三面环山,中间为小平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往东逐渐倾斜。北京的西郊正处于西山山脉与平原交接处,地势多丘陵,除西山外,还有玉泉山、瓮山等小山,地下水源极为丰富。自辽金开始,这里便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建造,及至清朝,这里的园林都为朝廷所有。康熙利用明朝官吏李伟的清华园旧址建造了畅春园。后来,又在香山建造了静宜园,并在玉泉山把原有的澄心园改建为静明园。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这位皇帝则在畅春园北面特意建造了圆明园赏赐给他的四子胤祯。胤桢登极后,更大肆扩建圆明园。尔后,乾隆登极,清廷的皇家园林建筑终于被推到了极致。

乾隆与历史上的汉武帝、唐明皇颇为相似。他们都颇具雄才大略,早年都励精图治,但到了晚年便一味追求享乐,并且把他们父祖辈积累起来的财富都耗费殆尽。乾隆较之汉武帝、唐明皇更甚之处在于,他自号“十全老人”,且风流自赏;对于建筑艺术不仅酷爱,而且以内行自居。在他六下江南巡视中,不仅饱览了江南的湖光山色,而且对于其楼台亭榭更是流连忘返,因而他一回京,便在西郊仿造他所特别赞赏的江南园林。这样,终于形成了著名的所谓“三山五园”,即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此外,还有蔚秀园、朗润园、勺园、熙春园、近春园等小型园林,从而在方圆几十里以内,几乎是园园相连,楼阁相望,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景区。

在所有这些皇家园林中,当然首屈一指的莫过于圆明园了。然而,英法联军的一把火却将它化为了灰烬。这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可以弥补的损失!当然,更令人气愤的则是,慈禧太后这位专横独裁的老太婆不思进取,不图求存,反而挪用海军军费把已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清漪园加以修葺和扩建,作为祝寿的纪念,这便是驰名中外的颐和园。颐和园的规模虽然不如圆明园大,但其山水之胜似乎较圆明园更具特色。

总之,中国历代的皇家园林固然是帝王们享乐的所在,但是,当它身上的脂粉与污渍被涤尽之后,便成为了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并向子孙后代展示着古人的精神风貌、审美情趣以及才华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