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中原得以休养生息,在康熙、乾隆时期形成了一个经济复兴小高潮,史称“康乾盛世”。国家积累了财力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宏伟的离宫、园林及宗教建筑,至今仍为古代建筑遗产的重要实例。特别是宫苑建造集历代造园经验之大成,规模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民间,中产阶级也将园林引入宅内,形成宅园建造的高潮。清代对宗教采取普遍开放的政策,尤对藏传佛教给予极大的重视,成为协助政府统治蒙藏的得力工具。藏传佛教建筑具有神秘的艺术色彩,其空间布局、艺术造型、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有创造与发展,为传统佛教建筑增添了新的艺术营养,并为其他宗教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清代的府、州、县等地方城市基本沿用明城,数量增加不多,但规模多经改造扩展。同时,集镇、村落的数量增加很多。城乡居民点中的公共建筑,如书院、祠堂、旅店、饭馆等有了巨大的增长。同时由于人口繁殖,用地紧张,许多地区的民居加高了层数,并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典型形制。由于商业、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河湖交通干路附近形成新的工商业集镇。

  清代建筑技术受木材资源日渐匮乏的影响,对传统木构架技术进行改造,逐步增加砖石材料的应用范围,因此在建筑外貌上亦有所改变。经济的发展助长了享乐思想的萌发,艺术风格上的装饰主义十分盛行,由日用生活品开始向建筑上推移,砖雕、木雕、石雕技艺在建筑上广泛应用。

  若与明代建筑状况相对比,可以说,清代在园林建筑、藏传佛教建筑、民居建筑三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同时建筑艺术上更注意总体布局及艺术意境的发挥,尤其在建筑装饰艺术方面更具有划时代表现。所以清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地位,有些方面尚带有历史总结的性质。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战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而没落的封建经济对传统方式的建筑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强迫它面临和接受各种新问题的挑战,如: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木材资源的枯竭,官工建筑日渐萎缩,商业建筑及一些新型建筑逐步兴起,西方文化的传入,等等。这些都预示着下一步建筑领域的变革与发展。

清代北京城的改建与扩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十月福临即帝位,颁诏天下,建都北京。清代北京基本上继承了明朝都城的格局,仅局部作了改造更动。其建设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充实、调整、改造旧城;二是开发郊区。旧城改造的重要方面是撤消明代皇城。将占满皇城北部大部分用地的明代内府二十四衙门尽皆裁撤,改为胡同民居;原皇城东南部的明代“南内”也撤消了,在其东南角建立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尊神的庙宇,称为堂子;皇城西部西什库一带用地亦改为民居,从而使皇城布局有了重大的变化。此外,对内城的许多明代的衙署、府第、仓场作了调整与改建。如天安门前西侧的明代五军都督府改为民居;因在通州、张家湾建了部分粮仓,故原东城明代诸粮仓亦撤消一部分,改建为民居;王府井一带有名的明代十王府改为贤良寺;台基厂改为裕王府;西城太平仓改为庄王府;西城草厂改为果王府、慎郡王府等;另外还占用了一部分民居建造了雍亲王府、简亲王府、和亲王府、康亲王府等。至乾隆年间城内王府达四十余处。同时,由于内城改为满城,屯驻八旗卫戍官兵及家眷,汉、回市民悉数迁居外城,故迅速促进了外城的发展,形成内城东单、西四、鼓楼前大街一带,及外城前门、菜市口、花市等处新的商业街道布局。此外,在城区内还新建了一部分寺庙,改造了天坛的规制,增建了不少戏楼、茶楼、店铺、会馆、书院等公共建筑。

  清代对都城北京规划的重要发展,是突破明代城墙的规约,积极开拓城郊用地。除了内外城的关厢发展起来外,着重扩展西郊、南郊的城市用地。在南郊元代飞放泊的基础上兴建南苑及团河行宫,作为习武、狩猎、阅兵的离宫。康熙时开始经营西郊的园林,始建畅春园,至乾隆时又建造清漪、静明、静宜诸园,以及圆明园。每年帝王园居时间甚长,朝官随班,警卫环布,成为都门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清代园林的发展过程

  清代园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的恢复期、乾隆和嘉庆时代的鼎盛期、道光以后的衰颓期。清代前期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经济秩序基本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增殖,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陆续开始了园林建设。此时主要是整顿了南苑及西苑,初步建筑了畅春园、圆明园及热河避暑山庄。清初的园林皆反映出简约质朴的艺术特色,建筑多用小青瓦,乱石墙,不施彩绘。乾隆、嘉庆近百年间,国家财力达于极盛,园林建设亦取得辉煌成就。此时除进一步改造西苑以外,还集中财力经营西郊园林及热河避暑山庄。圆明园内新增景点四十八处,并新建长春园及绮春园,通过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引进了西欧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建于长春园的西北区。此时还整治了北京西郊水系,建造了清漪园这座大型的离宫苑囿,即为今日颐和园的前身。并对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进行了扩建,形成西郊三山五园的宫苑格局。乾隆时期继续扩建热河避暑山庄,增加景点三十六处及周围的寺庙群,形成塞外的一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私家园林亦日趋成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尤以扬州瘦西湖私家园林最为著名。

  道光以后,国势急转直下,清廷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苑囿建设,仅光绪时重修了颐和园(清漪园)而已。私家园林的欣赏趣味大变,以造园、设景为主的景观园林向生活化园林转变,虽然私园数量仍然不少,但佳作日稀。

清代私家园林

  清代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物资丰裕、文化发达的城市和近郊,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明代,而且逐渐显露出造园艺术的地方特色,形成北方、江南、岭南三大体系。

  北方私家园林以北京最为集中,盛时城内有一定规模的宅园达一百五十处之多,著名的有恭王府萃锦园、半亩园等;城外多集中在西郊海淀一带,著名的有一亩园、蔚秀园、淑春园、熙春园、翰林花园等,多为水景园。北方宅园因受气候及地方材料的影响,布局多显得封闭、内向,园林建筑亦带有厚重、朴实、刚健之美。在构图手法上因受皇家苑囿的仪典隆重气氛的影响,故应用轴线构图较多。叠山用石多为北方产的青石和北太湖石,体形浑厚、充实、刚劲。植物配置上是常绿与落叶树种交叉配置,冬夏景观变化较明显。建筑用色较丰富,大部建筑绘有色彩艳丽的彩画,以补植物环境的缺陷。

在清初的康熙、乾隆时代,江南私家园林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经济繁盛的扬州地区,乾隆以后苏州转盛,无锡、松江、南京、杭州等地亦不少。如扬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实际一景即为一园),扬州城内的小盘谷、片石山房、何园、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无锡的寄畅园等,都是著名的园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水网密布,花木生长良好等,都对园林艺术格调产生影响。江南宅园建筑轻盈空透,翼角高翘,又使用了大量花窗、月洞,空间层次变化多样。植物配置以落叶树为主,兼配以常绿树,再辅以青藤、篁竹、芭蕉、葡萄等,做到四季常青,繁花翠叶,季季不同。江南叠山用石喜用太湖石与黄石两大类,或聚垒,或散置,都能做到气势联贯,可仿出峰峦、丘壑、洞窟、峭崖、曲岸、石矶诸多形态。且太湖石以其透、漏、瘦的独特形体还可作为独峰欣赏。建筑色彩崇尚淡雅,粉墙青瓦,赭色木构,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调。

  岭南园林现在实例不多,以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为代表。此外,福建、台湾的一些宅园亦属岭南体系。因气候炎热,岭南园林建筑需考虑自然通风,其通透开敞程度更胜于江南宅园。同时受西方规整式园林的影响,水体与装修多为几何式。建筑密度高。叠山多用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镶,即所谓“塑石”技法,形态自由多变。

  清代私家宅园达到了宋、明以来的最高水平,积累了丰富经验。首先是园林规划由住宅与园林分置逐渐向结合方向发展。在宅园内不仅可欣赏山林景色,而且可住可游,大量生活内容引入园内,提高了园林的生活享受功能。由此引发园内建筑类型及数量增多,密度增高,与宋、明以来的自然野趣欣赏性园林大为不同。其次,由于宅园盛行地区人口众多、用地昂贵,宅园必须在较少的空间用地条件下创造更丰富的景物,因此在划分景区或造景方面产生很多曲折、细腻的手法。如苏州留园的入口建筑序列,网师园的环池建筑布置,都在空间上不断追求变化,开合、收放、明暗、大小等方面交替运用,逐层转换,以达到丰富景观的效果。再是,清代宅园叠山中应用自然奔放的小岗平坡式的土山较少,多喜用大量叠石垒造空灵、剔透、雄奇、多变的石假山,并出现有关石山的叠造理论及流派,这方面以戈裕良所造的苏州环秀山庄假山的艺术成就最为明显。这时期的宅园艺术中也大量引入相关的艺术手段,巧妙地处理花街铺地、嵌贴壁饰、门窗装修、屋面翼角、家具陈设、联匾字画、桥廊小品、花台石凳等项的艺术形式,为充分表达造园意匠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当然,此时期由于物质享受要求深入园林创作之中,造成园林建筑过多,空间郁闭拥塞,装饰繁华过度,形式主义地叠山垒石,不注意植物资源开发,不重视植物造景。这些缺点与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意境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清代寺观园林

  此类园林是附属在佛教寺庙或道教宫观内的小园林。清代寺观园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建为附园,如北京碧云寺的水泉院、北京大觉寺的舍利塔院等皆是山水园的模式,承德普宁寺后部的佛国世界为象征式园林,承德殊象寺后部利用地形堆叠的大假山以象征五台胜境亦为此意。另一种是寺观园林与庭院结合,如北京白云观后院云集山房周围庭院,北京卧佛寺的西院,北京潭柘寺戒坛院等。还有一种是寺观园林化,将寺观建筑与园林融汇为一,特别是名胜风景区的寺观莫不如此,如四川灌县青城山古常道观、峨眉山伏虎寺、甘肃天水玉泉观、云南昆明太和宫等。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清代造园艺术对兄弟民族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回族的住宅中多另辟一园林式庭院,养花种树,改善居住环境。在乾隆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仿照汉族离宫模式在拉萨西郊开始建造罗布林卡,作为达赖喇嘛夏天居住的离宫。这是一座藏族风格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没有人工堆叠的山水地形,也没有回环往复的廊阁划分出的大小不同的空间环境,而更多的是布置古树参天的林地与广场、藏式宫殿、方整的水池等,环境幽静而开阔。这种园林环境反映出藏族累代在大草原自由放牧,与天地为伴、与牛羊为伍的一种纯朴而开放的思想情趣。 

清代民居形制分类

  中国地域辽阔,粗略统计民居形式不下四十余种。概约地划分为七大类,即:庭院式民居、窑洞式民居、干阑式民居、毡房和帐房、藏族民居、维吾尔族民居及其他特殊类型民居。

  庭院式民居这种应用最为普遍,是汉族、回族、满族、白族、纳西族,甚至包括部分蒙古族长期采用的民居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所谓庭院式民居即是以单间组成的条状单幢住房为基本单位(一般为三间一幢),周回布置,组成院落,成为一种室内室外共同使用的居住生活空间形态。由于气候、传统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庭院式民居在具体表现上又可分成三种,即合院式、厅井式、组群式

清代社会对民居发展的影响

  民居建筑是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民间习俗、技术条件等最为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与明代相比较,清代社会确实出现了不少影响民居发展的新因素,如:民族的融合;人口迅猛增长;木材资源减少,砖材料增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消费观念增强;时代审美的新情趣;华侨引入西方风格;大量移民活动;新的建筑装修材料的推广等。以上诸点都推动了清代民居的发展变化。

  民族间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兄弟民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方面。在建筑上,满族官民很快地接受了汉族四合院形制,并影响到满族肇兴发源地的吉林。上层贵族的王府及蒙古王公府第亦采用四合院。回族民居也是接受汉族影响较大的例子,各地回居除布局较灵活外,其结构方式、开间、举架、装修等皆与汉族雷同。云南大理的白族民居所惯用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形制中,可明显地看出汉族处理院落空间的手法。在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地区的壮族人民亦开始脱离本民族传统的干阑式楼居形式,而逐渐采用地居形式,一般为三间一幢,一堂两卧,与汉族民居类似。居住在昆明一带的汉族、彝族人民同样采用“一颗印”式民居。海南岛沿海一带的黎族人民,放弃了本民族长期使用的船篷形的草顶落地式棚房,改用三角形屋顶构架,当地人称之为“金字屋”的汉式房屋。甘肃南部藏族住宅采用木构或夯土民居,而放弃了传统的石制碉房。总之,清代各民族间在民居形式上相互吸收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展自己的特点,形成丰富多采并有个性的民族民居。

  清代人口增长迅猛。明代历朝的全国人口总数一直在五、六千万之间徘徊,至乾隆初期全国人口已突破一亿大关,乾隆中期达到二亿,至清朝末年已增至近四亿人口。但耕地面积增加不多,人民必须在有限的用地上解决居住问题,住房的密集程度明显提高,尤其以人口麇集的南方地区及丘陵地带的西南地区更为明显。节约用地成为各地民居建造所追求的目标。如北京四合院取消了围绕全宅的更道,使平面更紧凑。晋中一带民居部分房屋改为两层或三层。东南沿海地区市镇发展沿街巷或河滨的联排式小型民居。粤闽沿海地区用地更为紧张,当地人民创造了一种单开间、长进深的民居形式,进深长达四、五间,粤中称之为“竹筒屋”,以形容其瘦长。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黔、桂、川、湘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进一步开发山区耕地,移家上山,在山区及丘陵地区建房为清代民居的一个重要特色。另外,在贵州、湘西、桂北地区建造吊脚楼式民居以利用河坡地已成为当地惯用形式。由于房屋较前更为密集,防火问题则更为严重,因此封火山墙形式成为南方民居的普遍形式,并创造出各种优美的山墙造型,构成有特色的城镇街景。

  清代手工业与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对民居的影响逐渐具体化,如集镇中手工作坊或商店往往与住房相结合,各地出现了一种前店后宅的住宅形式。在江南水乡集镇的二层楼房则采取下店上宅的形式,店房门板白天完全敞开,进行生产或售货。前店后宅式民居也应用在陕南、四川、湖广等地。此外,山西平遥、太谷一带的票号住宅(即从事银钱借存的原始银行)亦为前店后宅式。浙江、北京等地尚出现了专供出租的民居形式,成批建造,形式雷同。

  清代的手工艺术品制作十分发达,在民居建筑上,引用工艺技法装饰内外檐装修,形成清代建筑艺术上的装饰主义倾向。对民居装饰艺术影响最大的是雕刻技艺,广泛用于墀头、影壁、门楼、垂花门、撑拱、廊内轩顶、门窗棂格、室内装修、花罩、梁架构件等部位。其中砖雕盛行于徽州、苏州、佛山、潮汕、北京、河州(临夏)等地,木雕盛行于东阳、苏州、徽州、剑川等地。除了木结构构件的装饰加工以外,有些隔扇、门窗以木雕式的花板装饰心板是清代的特色,其中以东阳、大理两地最为精细复杂。石雕盛行于河北曲阳、浙江青田和绍兴、福建惠安和晋江、广东潮汕等地,其中以绍兴的石漏窗、潮州的阴刻石板画最为精致。在云南大理广泛用大理石作壁面装饰,四川等地用瓷片装饰屋顶屋脊,闽南大型民居油饰喜用贴金工艺等。

  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清初至清中叶持续地进行频繁的国内移民活动,以调整全国劳动力的分布情况,移民活动同时也将民居形制和技术介绍到其他地区。如清中叶政府以“借地养民”的名义移民垦荒,自河北迁徙农民进入哲里木盟,又从山西北部及陕西迁民至集宁、伊克昭盟,使得内蒙古南部牧区逐步农业化。这个新开发区的民居形式多为晋陕形式,即院落狭长,厢房多为“三破二”的短进深房屋,还有山西惯用的锢窑形式。明末四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大量两湖及广西居民迁入四川,有的集镇全部是外省人,故川南一带的民居形式明显带有两湖的风格,大门采用墙门形制,墙面上浮贴砖牌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经营乌鲁木齐、伊犁一带一百二十余城,驻兵屯田,以汉兵屯种,携眷移戍,其中还包括有八旗兵、蒙古兵、绿营兵等,造成北疆地区具有各种风格的民居形式共存现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亦有大量汉民移入,这也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民居形式的变化。从明末至清代有大批福建莆田、漳州及广东潮汕居民迁入台湾的台南、高雄一带,所以现在台湾古代民居大部分为闽南式民居,而原土著的高山族民居反而成为凤毛麟角。

  中国传统民居向来以使用木材为主要结构材料,但入清以来木材积蓄日渐稀少,迫使匠人及业主不得不另寻新的结构材料及构造形式,以满足大量民居的建造。最显著的一点是,硬山搁檩式结构自清中叶以后在国内南北各地发展起来。粤闽的“竹筒屋”就是采用搁檩式结构。一些古老的建造方式,如土窑洞及石头房子,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进一步焕发了新的生机。就是仍然使用木构架的民居,亦经过改进而节约了用材量。与明代住宅相比较,清代住宅的柱径、檩径、梁枋断面等明显变小变细,一些不必要的斗拱构件全部消失,大的月梁造型也以直梁代替,苏州等江南一带更发展用圆木作梁架,以减少边材的损失。可见木架构造的简化及砖石的广泛采用是民居结构发展的大趋势,这就引起了民居外貌的巨大改变。

  此外,由于社会的经济财富相对集中于一大批富商、官僚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建造规模宏阔、质量考究、院落相套的大宅院,并附建有花园、花厅等。基于防卫的要求,很多大宅院多建有碉楼、炮楼,以及避难楼等设施。东南沿海村镇亦建有碉楼,或在楼房民居外墙增设炮眼以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