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著名建筑中,保存到今天的古代石雕牌坊比较多。牌坊起源于坊门,坊门。

牌坊又和棂星门、华表有着“血缘关系”,可用“表兄弟”来比拟。石雕牌坊可分为功德牌坊、园林景区牌坊和标志性建筑牌坊三大类。 

此外,在今天的新农村大门口中,也常用石雕牌坊作为造景手段。起到标志性建筑的作用。 一些城镇的繁华街道上,一些村庄村口有的有一座牌坊突兀矗立在犬牙交错的民宅之间,与周围青砖碧瓦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既打破了群落单调的沉闷,却又显得十分协调。来往行人穿行期间,市镇繁荣昌盛尽都体现其间。这种牌坊俗称“村镇牌楼”。它是方位的坐标,供人辨别方位,好比今天的的路标。 建在陵墓、祠堂、寺院门外的石雕牌坊。这类牌坊虽然等级规格方面有所限制,但也如宫殿楼阁一样,却无其它特殊规定。此类牌坊均属辅助建筑,其功能除了烘托主体之外,多少也存有“纪念”性质和创造气氛的作用。 另外,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园林中,往往也建有石雕牌坊或木雕牌坊。这种牌坊一般都是为造景而建,它的选址比较自由;造型或简或繁,也视周围环境而定,如果运用得当,比一般亭台楼阁更能启人遐想。

一些市镇乡里中,见得更多的是“功德牌坊”和“贤孝牌坊”,此类牌坊的文化内涵较为复杂。首先,功德牌坊并不是谁都可随意建筑的。在古代,某些王公大臣对于皇家社稷建有卓著功勋,皇帝便御赐准予建造功德牌坊,这种牌坊不但荣耀本人,而且泽及后世。 另一种则是主人筹划,但须由朝廷恩准建筑的牌坊。如山东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的“四世宫保”砖石牌坊便是如此。

桓台新城镇“四世宫保”砖石牌坊,系明代万历间兵部尚书王象乾自建。王象乾,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先后任总督蓟辽,晋爵太子太保,83岁时犹总督山西军务,累官至太子太师。其曾祖、祖父、父皆因王象乾而被追赠太子太保衔,故此,牌坊题额为“四世宫保”。 “四世宫保”砖石牌坊,座落在原新城南门,呈中间高、两边低的山字形,仿木楼阁式。牌坊面宽9.27 m,进深3.3 9m,高5 .9m,基座上方踞神态各异的石狮,前后两面共八只。

中间拱门上方嵌有上下两块长方形石额,上额镌“四世宫保”四个大字,石雕牌坊均以透雕、浮雕、圆雕等手法刻绘飞禽走兽、神话传说等图案。而柱顶四个浮雕人物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正脊平直舒展,中间饰以“麒麟驮宝瓶”,两侧吻兽奇特怪异,玲珑可爱。牌坊整体造型结构严整,优美谐调,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建筑、气派和时代特征。 在里乡市镇间,最常见到的是“贤孝牌坊”和“农村牌坊”。

自汉代以来,历代王朝提倡封建礼教,对于义夫、孝子、贤孙,为旌表其节义,常由朝廷、官府为之立牌坊、赐匾额,以示恩宠和表彰。 

故此,这类石雕牌坊建筑得甚多,现今遗存也较多。仅安徽省歙县一县,就遗存各类牌坊上百座之多,故有“牌坊之乡”的誉称。 牌坊的建造,至明清两代为顶颠,现存牌坊也以明清遗物为最多。石砌牌坊以明嘉靖间修造的明长陵石牌坊为最早,保存也最为完好。这是一座石砌五门仿木出头柱石牌坊,体量宏大,造型端庄,白色的牌坊和后面红色的大门呈强烈的对比色,加之蓝天白云,在强烈的对比中,更烘托出陵墓的肃穆、庄严和神圣气氛。 石雕牌坊和华表、棂星门出于同一谱系,都是由汉代的“交午柱”发展而来。三者可谓是同一祖先的“表兄弟”。如果追本溯源,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时代。 

石牌坊经过逐步完善,遂成可以启闭的“乌头门”。迨至明代初期,乌头门改为石制,并且省却了中间供启闭的木门,于是就奠定了石牌坊初型。待到其功能由原来的仅供行人进出的门而转换成专为旌表、纪念之用的时候,它的造型也渐趋复杂、华丽,于是原先的坊门便脱胎而成为后来的牌坊、牌楼(木构重檐者被称为牌楼)。 

综上述可知,先有诽谤木,再有交午柱,之后又有乌头门,最终演出“三兄弟”,即华表、棂星门和牌坊,“三兄弟”现存实例如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如天坛、地坛、社稷坛等处的石棂星门;如散见各地的各类木牌楼、砖石牌坊。 明清牌坊,无论木构石雕,抑或砖砌,均为仿木构造,集宫殿建筑技艺于一身,为古建研究者提供了确切的断代依据,确为考证当时建筑风格的上好实例,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当时的社会人文、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可贵的参考资料。 一座石雕牌坊,无论其体量大小,造型繁简,都蕴含着许多建筑信息,要真正读懂它的内涵,的确不是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