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大理地区兴起之后在南诏大理国王室及贵族的带动下,兴起修寺建塔的高潮。南诏王寻阁劝在位二年(809-810年),在大理喜洲“建五峰弘圭寺,继述父祖志事”;劝龙晟在位(810--816年),曾铸佛像3尊“送佛顶寺”、劝利晟时(817--823年),亦请张软义大师译经书“于长寿寺”;至世隆时(860--877年),大兴佛寺,“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兰。遍于云南境中”。元妃师母贤者也建“太和慈恩寺……开四季道场”;王嵯颠在鄯阐(今昆明)创建觉昭、慧光二寺。

大理国王段思平”岁岁建寺“。相国高量成”善建伽兰,众山兰若,无不周备“。据统计云南在元代建而清代犹存的寺院还有90多处。到了明代杨黼先生有”伽兰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间)”之赞叹(见《山花碑》)。诗人张含有“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呜钟”之语。

清代,大理佛教建筑大有发展的趋势。如宾川鸡足山到了清代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发展成为以祝圣寺为中心的36寺、72庵,一共108所寺院的庞大壮观的佛教建筑群。成为我国著名的五大佛教圣地之一,在我国和东南亚享有盛名。

一些佛寺建好后,千百年来,历经风雨,饱受苍桑,兴兴废废,修修毁毁,毁毁修修,至今仍存。在大理如崇圣寺、感通寺、大石庵等。

崇圣寺是南诏国都羊苴咩城区著名佛刹。羊苴咩城建自唐大历十四年(779年),一直是南诏大理国的王都。崇圣寺在王都北侧外。崇圣寺的创建年代及其规模,清·王崧本《南诏野史·丰佑条》说,“开成元年,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同者定立三塔……自大和八年(834年)至大中二年(848年)功始完。匠人韬、徽义、徐立”。崇圣寺清末已毁,基址犹存,经测量方400多米,与《野史》所记基本接近。

元初此寺遭到灾害后由段氏总管出面用自己的钱财进行修缮。元李源道《大崇圣寺碑铭并序》说:“大理崇圣寺者,在郡之点苍下,蒙氏之所创也。寺既灾,武定公为大檀越,出己财,缮治庄严经像,殿庑奂然复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埒,望之如阆间物。舍田供僧,日百许人”。此时的崇圣寺其规模还是宏大的。

明代嘉靖年间白族学者李元阳“扩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使之成为大理最著名的寺院之一。李元阳墓铭说:“三塔寺600余间,皆公(李元阳)依旧址以重建”。可知此时崇圣寺还存有600余间房,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其景观作了生动的描写:“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16层,塔四旁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人有钟与三塔对,势极雄伟。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所铸,其声闻可达80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溪所勒黄华老人书4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铜铸而成者,高3丈。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在清代咸同年间此寺又遭一次大的破坏,寺毁,塔存。1978年以后逐步恢复重建。在修三塔时发现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引起世人关注。

感通寺,又名荡山寺、上山寺,在大理点苍山圣应峰麓。此寺始建于南诏时期,当时有李成眉慕此山水之胜,建大殿一间。大理国时段氏增建殿宇,寺院始初具规模。后来,各地僧人纷纷来此建庵,到明代已发展为36庵。其中著名的有斑山庙、感通寺、狮山庙、海光寺、寂照庵、大云堂、宝庆寺、八角庵、波罗岩、重光寺、宝藏寺、神通寺、清凉山等。清咸丰同治年间,全山寺院被焚毁一空。光绪年间重建时,规模缩小,仅剩感通寺、大云堂、寂照庵诸院。民国34年(1945年)又加维修。“文革”中,除感通寺外,其他皆毁。1985年维修了感通寺;1987年重修了寂照庵;1994年又翻建了感通寺大雄宝殿。今感通寺主体建筑为山门,大雄宝殿3间,南、北厢楼房各3间,寺内有明正德、嘉靖,清顺治、康熙年间碑刻7块,内容涉及此寺兴衰的历史。

观音阁,位于喜洲庆洞村,圣元寺大殿南15米处,东向,原为圣元寺的钟鼓楼,南向,相传始建于南诏,明末圣元寺主体建筑为洪水所毁,钟楼独存。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钟楼北重修圣元寺,自成一院,钟楼改为东向,与寺分隔,名为观音阁,至今保持元末明初的风格。

观音阁为重檐歇山顶亭阁式建筑,双层,上层三开间,下层五开间,斗拱粗大,无纹饰。阁三面封闭,中间开6扇格子门,次间为直棂窗,回廊前墙封闭,上有砖雕仿木斗拱。为大理地区现存古建筑中年代较早者,对研究白族古代建筑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遍知寺,在大理市风仪镇。南诏保和九年(公元832年)建。元·郭松年《大理行记》曰:“赵州之北,行约百步,地极明秀,蒙氏昭成王劝丰佑保和九年,有高将军者,即此地建遍知寺”。

佛顶寺,今已不存,从一些史料上我们可知其在大理国时期是皇都的重要寺院。

现存昆明古幢公园的大理国经幢的《造幢记》作者段进全,其号曰“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兹济大师”,皇都指大理,为当时大理国的都城。佛顶寺遗划,在今太和村侧山麓,是大理国重要的寺宇。因段进全、尹运富都是有姓有名的密僧,这寺亦是密宗寺院。但由于历史文献对此寺的记载过于的简略,对其建筑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

古 塔

在大理白族地区佛教建筑的另一种显著的形式是佛塔。下面简而述之:

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始于印度。据佛经上说,佛祖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们将其尸体火化,将骨灰分为若于份,各自建塔埋葬于内以资纪念。这就是塔的起源。塔的印度古梵文名叫Stupa;巴利文叫THupa传入我国后,汉文译作堵波。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提谓城及波利城》说:“大城西北五十里有提谓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堵波,高余3丈。昔者如来初证佛果,起菩提树,方诣鹿园。时二长者遇彼威光,随其行路之次,遂献蜜,世尊为说人天之福,最初得闻五戒十善也。即闻法诲,请所供养,如来遂授其发、爪焉。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如来以僧伽胝,方叠布下,次下郁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堵波。二人承命,各还其城。拟议圣旨,式修崇建,斯则释迦法中最初堵波也”。   

有的汉文又译作塔婆、兜婆、浮图、佛图等,俗称宝塔,又作佛塔或简称塔。完整的译音应是堵波,原意是高显或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塔就是佛的坟墓。这种坟墓是安放舍利用的。舍利是梵文Salira的音译;意为尸体或身骨,相传是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后来,舍利也指德行较高的佛教徒死后火化剩的遗骨。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塔这种佛教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入我国。据历史记载,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人伽叶摩腾和竺法蓝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到当时的京都洛阳,朝廷给他们修了一座寺院居住,叫“白马寺”,并在寺内修了一座佛塔。塔的形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据考证,它是一座木塔。云南最早的塔出现在唐代南诏时期。

1、崇圣寺三塔(略,详见大理市文史资料第12辑《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缆胜》一书);

2、弘圣寺塔(略,详见大理市文史资料第12辑《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缆胜》一书);

3、佛图塔(略,详见大理市文史资料第12辑《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缆胜》一书);

4、阳和聚龙宝塔(略,详见大理市文史资料第12辑《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缆胜》一书);

5、风仪红山北川塔(略,详见大理市文史资料第12辑《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缆胜》一书);

白族地区古塔的密宗特色

我们从上述白族地区的古塔外型上作了描述,但重要的是必须从其宗教学上进一步弄清其在建造的目的和意义。据我多年思考,可以从下列诸方面分析其与密宗的关系:

1、白族建塔的目的是禳灾祈福。前面我们已叙述,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始于印度。但是,由于佛教教派的不同,对塔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认识,密宗的功能在于禳灾祈福,这对白族来说是十分愿意的事。在人世间,又有谁希望招灾致祸呢?   

根据历史的记载,大理白族地区最大的南诏大理国皇家寺院崇圣寺就是禳灾祈福的。《太平广记》载,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洱河有白石,其土人造多宝佛全身像,安在西洱河鹫山寺。蜀青城山人往彼兴易,请佛道,由郎州大小勃弄3000余里,方达西洱河。河大袤百里,广30里,中有州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信住守。经文与今相同,时闻钟声,百里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 

从上是关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的最早记录。千寻塔在唐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建成,建极铜钟是在唐咸通十二年(公元日871年)铸成。此是公元875年时有关其塔和钟的记载。它明确地记载了“古塔基如戒坛”。目的很明确“求其福祚也”。

查戒坛,指用以举行授戒仪式及说法之坛场,即於戒场中特制稍高于平地之土坛。盖戒坛本无建筑屋舍之必要,随处空地仅需须有结果标示即成。然为防患风雨起见,古来皆堂内受戒与露地受戒并行。古代印度初於露天作法,不另设坛。戒坛之始建,据《释氏要览》卷上记载,系楼至菩萨向佛陀请示,第一戒坛为比丘受戒,佛陀许之。遂於园精舍外院之东南建坛。我国最早之戒坛,相传在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159)。昙柯迦罗於洛阳所建。至唐代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道宣律师在长安郊外建立戒坛,此时戒坛始有定式。其制凡3层。下层长宽2丈9尺8寸。中层2丈3尺,上层方7尺。其高度下层3尺,中层4尺5寸,上层2寸,共7尺7寸。周围上下有狮子神王等雕饰……道宣并《戒坛图经》一书,后义净、一行、金刚智等诸师曾在洛阳附近建立戒坛。从此建立戒坛之风盛行全国,官设私设均有。

千寻塔的塔基为上下两台四方形双基座。下层长宽约11丈6尺,上层约7丈,与唐制不一。唯四角望头雕神狮,与唐制暗合。所谓塔基如戒坛,约指其为方形台式建筑。最主要的是它指出这里的土著居民建塔的功利是“彼土渚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

所谓求其福祚也,即禳灾祈福也。这是密宗的特色。

所谓禳灾,要禳什么的灾,据考察,在大理古代主要的灾害之一是水患。因此有的塔的功能之一就是禳水灾的。如大理市下关佛图塔。关于为什么要修此塔,明万历乙亥(公元1575年)的《重修佛图塔记》碑说:“其源至无忧王遣使张罗匹造浮图8万4千,此其一焉。经中及载籍言,造塔者不同,宝塔必有13级,以表12因缘,使人生瞻敬。故修建者或得人天长寿,或证无上妙果,又曰:我苍山有18(按应为19)峰,峰皆有龙。禹未治时妖龙为害,泛滥无时,各峰各麓皆建寺造塔以镇之,其妖龙之畏塔而经此胜,使不得以命名放恣也。其咸有可证”。明确指出大理因苍山有19峰,二峰夹1溪,有18溪,泛滥无时,原是所谓有龙,是妖龙作怪,因此要建塔以镇之。以禳水灾,所以在苍山各峰各麓都建寺造塔。这是真的吗?从实际考察来看,此说也不无道理。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大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塔顶上都立有金鸡。崇圣寺的千寻塔如此,喜洲大慈寺的白塔如此,昆明的东寺塔也如此。后来元代妙湛寺塔上也置4支金鸡。

在大理的千寻塔中也出土了造形精美的迦楼罗鸟。所谓的金鸡是白族民间的俗称。其实在佛教上是称为大鹏金翅鸟;又称迦楼罗鸟。

查:迦楼罗,梵语Gamda,巴利语Gamla.又作迦楼罗鸟等。意译作食吐辈苦声,或作苏钵刺尼,即金翅鸟,为印度古代神话中,一种类似鹫鸟,生性猛烈的神格化之巨鸟。曾为毗湿奴天之乘物。据云:其生之时,身光赫奕,诸天误认为火天而礼拜之。于佛教诸经典均载有此鸟之名。长阿含经卷十九即谡,金翅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4种。卵生之金翅鸟可食卵生之龙;胎生之金翅鸟可食胎生之龙;湿生之金翅鸟可食湿生之龙;化生之金翅鸟可食化生及其诸种之龙。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载,此鸟经业报之故,得以诸龙为食,於阎浮提一日可食一龙王及500只小龙。在大乘诸经典中,此鸟列属八部众之一。与天、龙、阿修罗等共列位为于佛说法之会座。于密教,迦楼罗乃梵天、毗纽天、大自在天等的化身……。

很明显此鸟的作用是镇龙,禳水灾的。因为古代白族生活的洱海及滇池地区皆为泽国,人们敬畏龙神,怕水患,因此请来八部众之中专吃龙的大鹏金翅鸟,把它高高地敬在塔顶之上面对洱海或滇池或其他水泽,监视着龙的一举一动,不让它作祟。这也是白密一种仪轨,即迦楼罗法。

2、塔砖的汉梵密咒。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上大都有另一个共同点,即是有很多的陀罗尼经咒。按密宗的佛顶尊胜罗尼之修法,即为减罪生善、净除业障、延命增寿、破地狱、祈雨等所修息灾增益之秘法。    

此陀罗尼凡87句,与光明真言、大日如来之五字明等,依其长短分别称为大咒、中咒、小咒。受持、书写、供养、诵读此陀罗尼,或安置于堵波、高幢、楼阁等可净一切恶道、消除罪增长寿命、往生极乐之功德。

在上述大理南诏时期的古塔中,都有梵文的经咒。如“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中就出土《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此经一般用于修理佛塔,故又称修塔陀罗尼。主要记述“劫此罗城之战茶罗门,知七日后当命终,恐惧来见佛,佛陀教使修理古塔,念诵神咒,因之增长寿命。生于极乐园乃至成佛”。主要记录了“除盖障根本陀罗尼”、“相轮幢中陀罗尼法”、“修造佛塔陀罗尼”、“佛前自心印陀罗尼”等几条咒语的念法和用法。在千寻塔中还发现《佛前自心陀罗尼》的抄卷。前已述大姚白塔也发现了大量的经咒。

大理弘圣寺塔中也发现了20多种陀罗尼经咒,这些密咒的发现充分说明了这些古塔佛教密宗的内涵及白密的真言、陀罗信仰。此外在文物考古发现这时期古塔中还出了密宗的经,佛、菩萨、明王、天王、梵僧等造像及金刚杵、降魔杵等法器,也表现这些古塔的密宗内涵。

建筑与白族工匠

佛教在大理白族地区流行的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外地来此地教授建筑技术的师傅绝大多数应是汉地来的。因为这里的寺院、古建筑首先学的是唐代的汉式佛教建筑,后来又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云南大理的山川地理气候,又作了创新和发展,成为有大理地方民族特色的建筑。谈到这里,我们应该对当年不远千万里来教授技术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先驱们深深地致谢。另外,也应提到南诏王族及白蛮大姓们在盛唐对外大开放的大潮影响下,也大胆地学习、引进印度文化、汉文化,加速  了云南大理的文明进程。白族的一批一批工匠也应运而生。这里谈一个事例:   

据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故处士李公墓碣》,说“李公讳统,字一友,鹤庆南乡白族,而以木工专业,克广宫室,凡本府学校、社庙、坛场、栋宇即飞,规模雄丽,悉经指颜,而为时所宗。乃父讳奴,王氏夜秀,克家积德,祖讳定;-祖母赵氏夜桂,存心忠厚,恒以供佛饭僧为学,积善之多,不苟非礼……”。

按鹤庆南乡从来都是白族聚居之地,又此碑有白语词,如“夜”白语读“Yao”意为妻子,所以此李氏、王氏、赵氏都是白族。

以木工为专业,能广修各种大型建筑成为当地的一位有影响的宗师李统师傅,其祖父辈就是深受佛教影响的人,这充分反映了佛教对建筑人才成长的作用。也反映了在明代在白族农村地区出现了分工明确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为当时一大批大型建筑贡献了聪明才智。

大理佛教建筑形式的源流

我国的佛教建筑大体有三种形式:汉式、藏式、傣式。唐宋时期,汉传佛寺的平面布局逐渐独立,形成特色。一般是将主要建筑摆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而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某些佛寺最后另设毗卢阁、藏经楼等等。山门亦称“三门”,象征“三解脱门” (即佛教所谓窄门、无相门、无作门)必须开门三道,为殿堂式(至少中门如此)。殿内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奉弥勒,背立韦陀,左右分立四大天王,东西南北各护一天,再北大雄宝殿,供奉佛本尊--释迦牟尼或其他诸佛。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所。作为汉传佛教,以上四殿是必须具备的主要建筑。除了山门可以与天王殿合并之外,一般的不能省略。其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

有学者指出:“中国汉族地区的佛寺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作为佛寺的布局”。

藏传佛教的寺院一般由经堂、佛殿、噶厦、扎仓与康村几个部分组成。小型的喇嘛寺的平面布局与藏族民居相同。   

南传佛教的傣族等民族的寺院又称缅寺,是缅甸建筑与傣族建筑结合的产物,与汉式、藏式不同,有独特的风格。

大理佛教的建筑是学习了汉式建筑基础上的一种地方民族化的建筑。   

1938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祯先生曾来过西南地区作过实地调查,他指出:西南五省“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分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状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录属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的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云南境内,南诏、大理二代之佛教艺术,遗留至今者,为数颇众,其民居结构,为高原气候之支配,转与黄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诸省中,可谓独树一帜”。其说成是,云南大理的佛教建筑,从总体上说是属于汉式建筑,但因大理白族的历史、地理、风俗、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又有自己的特色。

刘先生说:“南诏以来之佛寺,以大理崇圣寺为最巨,清咸同之际·····全寺殿阁,荡为烟火。现据残存遗迹及文献纪录,最外为南诏千寻塔及大理国建之双塔。鼎立寺前。次山门,门内危楼百尺,悬南诏建极铜钟。再次大殿九楹。自此梯磴而西,复有堂殿四重,均位于寺之中轴线上。其余方丈、僧庐等三十六房,分列寺之两侧。按我国建筑,以商、周以来,其庄严隆重者多以均稀对称为基本布局原则。佛教虽自印度输入,但佛寺之布置,仍为我国传统习惯之支配。至于塔位佛殿之前,曾见《洛阳伽蓝记》所载之北魏洛阳永宁寺。则崇圣寺之平面,袭用我国之旧法,其迹灼然如见。此外安宁县曹溪寺亦为大理国之旧制,其正殿重建于元,现殿之左、右,各建一堂,与正殿同一向,略似辽、宋朵殿之状,此乃因旧基重建,抑为无意中之巧合。尚难遽定,自元以降,临济一宗风靡全滇,寺之配列大都取法伽兰七堂,仅各处因地制宜略有折衷耳”,所说极是。

在论及古塔建筑时,他又说:“南诏以来塔,据调查所及,除八角塔与金刚宝座式塔各仅一处外,其胥于唐单层多檐式方塔系统。塔之形制,下构台基,上建塔身,施密檐十余层,皆砖造,至顶,置金属或石制之塔刹;塔身内部,辟方形小室,直上,有若空井,内施木梯板多层,以达上部。顾此式之塔,自金大定问所建洛阳白马寺以后,中原诸省,久已绝迹,而云南自南诏、大理、迄于最近,千百年薪火相传,连绵不绝,令人惊宅于其影响之深,与流传之久,昭然远于中土。然现存南诏浮图寺塔,虽与唐塔形范一致,合若符节,而元、明以后(若昆明妙应、妙湛、大德诸寺塔),传世既久,其局部手法,则貌似而神非,不可同日而语矣”。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塔形制的来源及演变作了科学的阐述。

综上所述云南大理佛教建筑深受唐代汉式建筑的影响,而与藏式、傣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型的建筑。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与此同时(相当于唐宋时期),日本国的佛寺、佛塔、经幢建筑与南诏大理国的形制也大体相似,原因是两者都深受唐代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唐代汉地佛教密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