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台北故宫博物院,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展厅叫做“慈悲与智慧”,于是决定:只重点参观翡翠白菜、东坡肉两件镇馆之宝,剩下时间全部停留在慈悲与智慧--宗教雕塑艺术展厅。因为自己对文物了解不算太多,却因为喜欢林清玄先生的散文而对佛教禅宗多少有些好感。

在佛教雕塑里,单尊佛像有佛、弟子、菩萨、护法神这样几种形象。佛,为信仰的中心,代表觉悟者,弟子随佛身侧,从僧侣为造型。菩萨以太子为造型,虽具有佛慧,但为济渡众生故,不忍入涅磐在佛(如誓除人间苦厄的观世音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而护法神以忿怒相,镇摄内外邪魔。以上诸神像与代表涅磐的佛塔,共同建构了佛教信仰的基本框架。

从塑像的表面来看,塑工最为繁杂的不是佛,而是护法神,中国古代艺术家用神妙的想象结合佛教经典及其艺术能力赋予护法神种种面相可怖的形象。如罗汉手腕、脖颈上缠有毒蛇;以人的头骨作为头饰及项链;手指及脚趾的指甲均作了一定艺术处理,使它们看起来如猛兽的指甲般锐利;护法神的表情均为圆睁双眼(部分护法神为三眼)怒目而视,自有一种作为护法之神的威严。而佛的雕刻大多简洁,不做过多装饰,只在一些重要部位做精致刻画,却无一例外的都是庄严法相。一般来说,佛的面部特征较为统一,面相方圆,天庭饱满,大眼横长、鼻梁笔直、口如刀刻、双耳垂肩。在展厅中有一尊较为特别的雕像是大理国菩萨像。由于宗教形象也不能脱离现实,是根据人类的形象加以丰富赋予神鬼,那么作为佛的形象也由于地域差异产生不同。佛教从天竺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传播而产生变化,雕塑上也体现出的明显的地域特征。大理菩萨像上身袒露至腹,帔帛斜挂;下穿罗裙,腰部有束带,面相略呈苗人形象,或多或少透露出苗人的体貌特征。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历来均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派使去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中国在接受从天竺而来的佛教之后,起初没有区分大小乘经典,立宗立派也没有区别,成型的有:律宗、成实宗、俱舍宗、三论宗、涅般宗、地论宗、禅宗、摄论宗、天台宗、净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这十三宗派。自晚唐以下的中国佛教,禅宗特盛,继而禅净合一。

佛教在中国的三国、魏、西晋各朝代时,主要传播活动仍是佛典翻译。这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佛教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以后佛教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皇帝好佛,于是百姓便很容易跟随统治者而好佛。但是此时中国的佛教还是处于学习天竺教义的阶段,那么所谓的西方极乐等等思想就成了统治者的工具,让百姓寄希望于来世,那么今世的苦难就多以忍耐来对待。也许这是佛教在历史上做为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的悲哀。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到僧兵的援助。他即位后下诏在全国建寺院,设释经处,培养了大批佛教高僧、学者。随后唐僧西行、天竺僧东来,带来大批佛教典藉。为佛教注入新的生命力。中国高僧辈出,发展出了各大宗派,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从此诞生。

五代以来,士大夫成为推动宗教与文化的主力,佛教渐渐融入百姓生活,佛教更彻底的中国画,而佛像雕塑的造像风格也更加的平易近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侣,即位后自封“大庆法王”,亲自讲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帮助他巩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权。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传佛教,汉语系佛教仍在民间流行。由于明清两代经济繁荣,佛教传播其实早已无需贵族扶持,人们致力于经典的校刻和说道,虽然义理没有太大的创新,但教义早已透过法会等活动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时人多乞求延命、祈子而XXXXXX菩萨,神像的雕刻也就多为世俗色彩较浓的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

说到中国佛教,就不能不提一下禅宗,禅宗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而得名。相传为菩提达摩创立,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而分成北宗神秀、南宗慧能,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佛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六祖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的社会在发展,佛教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展。佛教过去对中国社会各民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后仍将继续对各民族产生影响。因此,认清佛教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思索将什么样的佛教带入二十一世纪,如何使佛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是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