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体系中,建筑文明似是最贫乏的一环。除了万里长城纯军事工程外,古中国缺少雄伟的城市,雄伟的宫殿,更缺少雄伟的民间房舍。宗教的寺院庙宇固然具有规模,但阴暗窒塞,只适合鬼神挤在一起,不适合人类正常生活。所谓飞檐琉瓦,雕梁画栋以及亭台楼榭巧妙的庭院布置,跟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帝国应有的磅礴心胸和气吞山河的气魄相较,好像巨人戴着其小如豆的礼帽,非常的不相称。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初叶,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民间建筑,都非常矮小简陋,跟没有文明的野蛮民族相去无几。比中国最早的古都新郑还要早一千年的克里特岛迈诺斯王国的国都诺萨斯城,就比中国19世纪时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壮观百倍。欧洲那种哥特式、希腊式、罗马式各型建筑,像雅典的万神殿、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古中国从没有产生过。

为什么会如此? 
 原因在于绝对君权思想下的政治形态,因为坚持尊君的缘故,不允许人民的房舍高过或好过政府官员们的房舍,也不允许政府官员们的房舍高过或好过帝王的皇官。至少从第一个黄金时代——即大黄金时代结束时起,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政府一直禁止人民在建筑上作任何改变和追求任何进步。历代王朝都有一种建筑法规,规定人民房舍的最高限度和最广限度,也规定只准使用什么质料,什么颜色和什么图案,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个规定,或拒绝传统的矮小简陋的形式,发挥他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建造一栋高大宽敞、空气流通的巨厦,他就犯了“违制”的条款,会受到跟叛逆一样同等惩罚,最严厉时可能全家老幼一律处斩。这种畸形的抑制,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当时的清政府还下令禁止人民仿效西洋兴建两层以上的楼房。 
 另一种现象也使我们惊异,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新兴政权,对于焚烧旧政权的建筑物怀有浓厚的兴趣。叛变成功的武装部队一旦攻陷大一点的城市(尤其是国都),第一件事几乎就是纵火。像纪元前3世纪,西楚王国国王项羽焚烧秦王朝国都咸阳(陕西咸阳),大火三月不绝。纵火的目的在于表示自己是爱民的,所以对暴政下的产品必须彻底扫除。可是新贵们当然不愿露天而居,烧掉后不久,他们就振振有词地再建筑属于自己的更豪华的宫殿。等到下一个叛变成功时,再被付之一炬。 
 结果是,中国的古城和古建筑,几乎全部毁灭,留下来的寥寥无几。诺萨斯城仍在,而新郑已数度化为废墟。罗马城仍在,而西安、洛阳,除了一些被挖掘过的帝王坟墓外,很少属于建筑物上的古迹。开封10世纪宋王朝的宫殿,20世纪初只剩下个砖砌的高台。南京14世纪明王朝的宫殿,20世纪初成为一个命名为“明故宫”的飞机场。只有北京的城市和宫殿仍保留着,但都是15世纪后的建筑,而它的窄狭和阴暗,也使人失望。 
 这些人为的禁忌符咒,在鸦片战争后终于被撕毁,西方发源的新兴文化的冲击使中国人的灵性复苏,在现代中国巨厦林立的街头,我们无法思议古城窄狭拥挤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