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至明初,青州一直是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早就开始建佛寺,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即建有宁福寺。龙兴寺在刘宋时期就开始修造,宋元嘉时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称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称大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始号龙兴。青州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逐渐形成为一个佛教中心,寺院兴盛,龙兴寺即为其中代表,从出土造像可以想见寺院规模之宏伟。

 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窑藏共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以东魏和北齐时期的数量最多。青州地区曾先后隶属于南朝和北朝,南北文化 上的交互影响较为明显,在公元469年北魏占领青州以前,青州长期隶属于南朝,所以在造像风格上与北朝造像有明显的不同。青州地区佛教造像除政治沿革遗留 的影响,还应有不同地区交流的因素。这时海路可以与东南沿海相通,笈多美术通过海路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造像样式的形成与发展。如东晋义熙年间,法显自印度取经回国,返抵青州,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巍敬信佛法,迎接经像归至郡治,留法显一冬一夏,法显所奉佛像自然是地道的笈多风格。

 南梁时期,南方兴起了以丰满健康为美的社会时尚,大画家张僧繇,便是反映这种审美时尚的代表人物。6世纪中叶,北方也很快接受了这种新时尚,东魏后期的佛像虽然还穿着潇洒的褒衣博带装,但身体开始丰满了,大衣也变得轻薄贴体。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迎来了真正的中印佛像艺术的兼容期。北齐统治集团坚持恢复鲜卑人的习俗,推行汉人鲜卑化政策。同时,笈多美术样式与南朝张僧繇“面短而艳”的新风格强劲传入,使北齐佛教造像由北魏晚期以来的“秀骨清像”逐渐转变为面部丰满圆润,宽肩鼓胸,身躯敦实厚重,整体气势健壮雄浑的艺术风范。北齐多数造像衣纹疏简,服薄贴体,整体平润光洁,与面部宁静安祥的表情和谐一致,从光洁的肌体或平滑衣裾,似乎都能感觉到筋肉的轻微起伏变化。润泽的体面与舒缓下垂的线条,使形象在疏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气质。形象虽没有大的动态,却仍然可以体察到内在的活力,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感。这种疏洁朗润的风 格使北齐雕刻艺术独具一格,明洁感人。 尤其是全身没有任何衣纹的立佛,更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震撼力。这种造像样式无疑来自笈多美术的萨拉纳特样式,但又有很大不同,萨拉纳特近于裸体的佛像,也没有衣纹,但透过湿水的薄衣,人的形体特征显露无遗,肩、胸、腹、腿一切都清清楚楚,符合解剖规律,也非常典雅圣洁,但总感觉太具体、太接近真实的人。而青州的立佛,身穿通肩式大衣,身体表面不刻任何衣纹,紧贴身体的大衣衬托出佛像的宽肩、细腰、宽胯,并没有深入刻画形体结构特征,只是胸腹部微微隆 起,形体感觉流畅舒展。头部丰满,双目略微下视,嘴角内陷含有笑意,神情睿智慈祥,没有石头的物质感,也没有人体的形体特征,单纯、简洁、含蓄,强烈的精 神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所谓宗教感、世俗感都不存在,有的只是晶莹明澈直入心扉的轻虚空灵,这是艺术上的至高境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中国雕塑史上 的杰作,更是世界雕塑史上的珍品。

 魏晋以来的佛教石窟造像,基本上都是贴壁圆雕或高浮雕,单体造像碑也大多有背屏。真正能够360°欣赏的圆雕,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与最 好的作品就是青州出土的石雕佛像和菩萨像,这是真正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虽然在形式上借鉴了印度笈多美术的样式,但造型特征与精神内涵完全是中国的。 青州龙兴寺佛教石雕造像在艺术状态把握上恰到好处,它把神性信仰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既有神性的崇高和超越,又有世俗生活的纯朴与 温馨;既有严谨准确的造型,又有真实感人、个性突出的艺术形象,在技法上既造型精确到位,又生动潇洒、游刃有余,在精神表现上既植根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 审美格调上清秀疏朗,挺拔劲健,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